“科学”作为一个具有重要的代表性的常用名词，其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对科学史研究尤其是科技与社会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很难绕过的核心词汇。以往学界对于“科学”一词的使用、词义的演变方面的研究很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科学”词义在清末西方科学技术传进国内的时期，切入点主要是“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杨文衡[1]、樊洪业[2]、王果明[3]、李双璧[4]、朱发建[5]、金观涛[6]、吴凤鸣[7]、周程[8]、肖朗[9]等学者对此都做过相关论述。 长期以来，不仅普通民众广泛存在对科学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就是在各学界领域中，科技工作者往往在不同语境中对于“科学”词义的使用也是模糊的。比如说学术论文《“阴阳五行”并非不科学》[10]文中描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否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科学家历史分布的统计分析》[11]中外丹派道士的炼金术和炼丹术是否属于科学，这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此外还有大量与科学相关的衍生词汇，例如科学史、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在对这些学术名词进行探讨时，都绕不开“科学”。如果不对“科学”一词的基本义进行正本清源的话，那么对其衍生词汇的探讨就无从入手。例如，在很多语境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12]，页3）。这种认知从百年前“科学”一词传入中国之时就存在，是时至今日都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正确”及其相似的概念从来都不是工具书中“科学”这个条目的一个义项，所以对“科学”释义做出论述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伴随着科学的影响力增长，“科学”逐渐变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特别是出现了将“科学”在自然科学语境下的使用范式嫁接到人文、社会、哲学等领域，这种使用一方面扩大了“科学”的概念范围，另一方面使得科学成为棱模两可的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指称，同时增加了公众的理解难度。 因此，只有将“科学”一词的释义变化进行系统归纳及深入辨析，才能在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今的“科学”的理论话题时，研究更有效、更聚焦。本文通过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并参照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量比较权威的工具书中“科学”一词的义项，描绘出“科学”释义变化的发展过程。 一 影响“科学”释义的因素 “科学”一词释义变化的过程中受到语言、社会、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作为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最活跃的一个要素，词汇在社会生活中越是处于活跃期，新词语出现或老词语“新用”的节奏就越快（[13]，页8）。“科学”一词从开始使用到大众化的过程跟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激烈变革的时期高度重合，所以势必受到语言学因素的影响，涉及到多种语言学相关理论。一是词汇义项的增加。一个词在最初的时候一般是单义词，在后来的使用当中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逐渐增加新的义项，而变成了多义词。二是词汇的系统性。在现代汉语理论中，一般把词义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系统性主要表现为每个义项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14]，页59）。三是名词、形容词兼类。在现代汉语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要求日益增长，作为语言基本元素的词汇所肩负的任务也日益沉重，这种变化是一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语法手段。 其次，工具书的收录原则对“科学”释义的影响。从当代工具书的收录原则来看，多是获得社会公认的义项，得到了大量共识才被写入，具有一定权威性。然而，民国时期的工具书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词典编纂水平良莠不齐，没有很好的继承性。编纂者多为有留学背景的旧文人，但是缺乏语言学和理学背景。此外，语言类词典作为工具书，虽然本应采取“中立”立场，但由于不同辞书编纂宗旨不一，编纂者立场各异，语言工具书的编纂尤其是对其中社科类条目的编纂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15]，页8—9）。典型的例子有王云五系列词典的主编王云五，他的主业是出版业，同时也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其主导出版的词典便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而1949年以后出版的辞典的基于其官方性质，其收录原则更具稳定性，编纂团队更加专业形成了一定的词典学理论规范，同时更具有延续性。 最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科学”释义的影响，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正是基于中国近代不断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科学”的基本义呈现出了不稳定的情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科学”的义项经过不同学派之间激烈争夺，出现了多次演变，所以要研究“科学”释义的变化必须立足当时的历史环境。 二.科学”释义的研究起点和历史分期 “科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偶有使用，一般认为南宋学者陈亮（1143—1194）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最早提到：“自科学之兴，士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16]，页4749）这里的“科学”是“科举之学”的简称。近代对“科学”的使用源自日本，一般认为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在19世纪70年代将“science”翻译为“科学”，后在19世纪末由康有为、严复从日文中引入，并且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与“格致”并举，为文化阶层所接受并使用。因此，要对“科学”释义进行历史分期，首先要确定研究起点。 确定“科学”释义的起点，其实就是确认“格致”对应“science”释义的终点，寻找“科学”最终完全取代“格致”，形成跟“science”一一对应的关系的时间。如果不对“格致”变化有个清醒的认识，就无法深刻的理解“科学”词义变化的前因后果。笔者对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1880—1920年“科学”与“格致”的使用频次进行了比较（图1）。 图1. “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对比（1880—1920） 通过图1，笔者将这段时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1900年以前的用“格致”指代“science”时期、1901—1914年的“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与1915年以后“科学”指代“science”时期。在“格致”指代“science”时期，通过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其中“格致”有三次使用高峰期，蕴含于三次重要事件中：即1880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第一次复刊、1890—1892年《格致汇编》第二次复刊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单行本发行以及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格致新报》（1898.3—1898.8）的发行。这些成体系地向国内知识阶层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报刊发行，一定程度上都是当时的人文焦点，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讨论。从1915年以后“科学”指代“science”时期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与“格致”的使用频次在1915年的巨大增长，通过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可知其原因为一群留学青年在沪创办《科学》杂志引发对科学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连带着“格致”这样的历史词汇也在讨论中被高频次提起。所以寻找“科学”取代“格致”的时间点就必须从“格致”与“科学”并举的1901—1914年入手。 早前，金观涛等学者涉及过类似的研究，他通过对思想史数据库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格致”指代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突然发生的，突变点在1905年[17]。笔者根据1900—1914年中“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做出图2，这与金观涛提出的趋势大致相似，但金观涛等人认为的“科学”是突然取代“格致”的结论仍然有待商榷。通过图1、图2，不难看出，“科学”一词在1902年之后被高频词使用。笔者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发现，维新派的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两份报纸中在涉及到“science”相关时一律使用“科学”，随后1903年在东京的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更是向留学生积极推介“科学”，可以说得益于这些在新知识阶层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的潜移默化，“科学”一词在使用度和认知度都发生了质变。 图2. “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对比（1900—1914） 此外，很多学者对“格致”被“科学”取代的过程中，没有对“格致”的三个释义进行具体解析，所以只能根据数据变化得出一个大致、笼统的的结论。在19世纪末，“格致”在汉语中的使用大致有3个用法，分别是：1.西方科学（science）；2.理科（natural philosophy）；3.物理（physics）。“格致”复杂多歧的用法，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格致”或“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甚至是“物理学”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18]。 “格致”作为一个泛指、大而笼统的词汇，在出现了更精确、细致的描述的可替代词汇的时候，就迅速被抛弃。为了更清晰分析“科学”取代“格致”成为唯一跟“science”对应的中文词汇的过程，笔者对“科学”使用频次大幅超越“格致”的1905年前后的“格致”释义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图3。 结合图2和图3，20世纪初，“物理”一词取代“格致”与“格物”的用法。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置格致科，促使“格致”开始更多指代“理科”，“格致”的“西方科学”的词义被进一步压缩。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开始，“科学”逐渐取代“格致”，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格致科为理科后，“格致”失去了理科的释义，回归到了最初的本意“格物致知”，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究其原因，在1902年，清廷已经开始着手对教育系统的改革，最终在1904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完备的学制系统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此，科学教育被正式纳入到中国的国家教育体系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学”一词随着这次教育改革的推动，确立了与“science”唯一对应的关系，结束了“科学”与“格致”并用。所以，笔者将对工具书的研究的起始点选择在“科学”一词大规模使用，“格致”一词“西方科学”义项使用快速缩小的1905年。 图3. “格致”两个释义使用比例情况（1904—1911） 表1. “科学”释义演变历史分期时间表分期名称分期时期.期代表性工具书工具书 名出.时 间出版社出版地 点编纂人 员编者背景释义“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1905以前/......“科学”广泛传播时期1 9 0 5—1932新字典1912 商务印书馆上海 陆尔奎等陕西高陵.，晚清举人，曾在日本考察。【科学】凡学术之有统系而可以独立者，谓之科学。如物理科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为自然科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学等为精神科学。“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1 9 3 3—1948辞源续编1933 商务印书馆上海 方毅 江苏武进.，为马相伯.生。【科学的】Scientific普通云科学的者。言精密而有组织之谓。对哲学而云科学的。则指研究自然现象意为“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1 9 4 9—1970新辞典1949 新洛阳报印刷厂洛阳 筱铮 /.科学】是将人类积累的各种经验，体系化；它是基于法则的确立，与证实上。【科学的】合科呼学（应为“合乎科学”）方法，法则整齐而有系统的意思。“科学”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时期1971至今新华字典1971 商务印书馆北京 新华辞书社编政府事业单位【科学】1.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总结和总和。科学的功用在于揭示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和解释各种现象。2.科学的。 通过对“科学”释义演变的历史背景分析为主结合一百余年间的工具书中“科学”释义的变化，大致将其演变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阶段（表1）：第一阶段为1905年以前，即“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第二阶段为1905—1932年，即“科学”广泛传播时期；第二阶段为1933—1948年，即“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第三阶段为1949—1970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第四阶段为1971年至今，即“科学”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时期。 三.科学”广泛传播时期 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的封建社会精英阶层也逐渐走向分化。随着清末军事改革以及工商部门与自由职业的出现，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三大新兴精英阶层即知识阶层、工商阶层与军人阶层。他们与原来的士绅阶层、官僚阶层与农民阶层一起构成了左右中国现代化格局和走向的动力群体（[19]，页16）。新的精英阶级相对于原来的封建缙绅具有进步性，他们对“科学”的诠释更加深入，也愈益趋向理性化。在1907年刊登在《新译界》的《论理学》一文中指出：“科学者，总括一类之事物之知识，而组织关于该类事物，全体之法则也。”[20]在此后的实际运用中，“科学”的词义更为丰富，逐渐从自然科学涵盖到人文社科，但当时文化界与科学界一直未能对“科学”的含义进行全面的阐述。 在这段时期里，中国文化阶层对“科学”的理解更多来自留日学生转译日本文化阶层对西方“science”的翻译。在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本工具书——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中“科学”释义中唯一的义项即：“凡学术之有统系而可以独立者，谓之科学。如物理科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为自然科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学等为精神科学。”[21]其主要编纂人员陆尔奎是清光绪年间举人，曾去日本考察。中华书局于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22]和1918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23]对“科学”释义为：“法也。【太玄·从】从水之科，满。【按近世谓学之有法则可循者曰科学。与此意近。】”该字典的主编欧阳溥存是宣统年间法政科举人，并曾在日本留学。此后，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社其后出版的工具书中“科学”的条目大都是沿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版的《新字典》中的“科学”释义，其中略有增删。在此期间，工具书中“科学”一词的释义只有一条名词的义项。 1915年1月，任鸿隽等一群留学青年创办的“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的《科学》杂志在上海问世。在其创刊号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24]此外，任鸿隽还对科学的外延和范围做出一定的规定，认为基于事实而明条理因果之关系者，皆可以科学目之。又对科学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科学是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诸哲人降世以后而兴起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25]。 在此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使用白话文，使得中国的语言环境同样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词义演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般多着重从原因上解释词义演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是推动词义演变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认为词义演变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的变动（[14]，页59）。“科学”的释义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词组的变化和词义的丰富，更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阶层科学观的转变。他们已经从对科学表象的功利价值的追求转变为对科学更深层次的理性精神价值的向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理念逐渐渗入到教育、政治、哲学等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至此，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到了科学本身。 四.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 在第三阶段“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之前，“科学”的形容词化的趋势在大众认知中就已初步呈现。同时，工具书中对“科学”释义依旧沿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个出版社的释义，略有增删。但在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续编》第一次收录了“科学的”这类“科学”衍生形容词的词条：“【科学的】，Scientific，普通云科学的者，言精密而有组织之谓。对哲学而云科学的，则指研究自然现象意为‘自然科学的’。”[26]本文将此作为“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的起点。 随着对西方科学的系统教育的持续推广以及科学切实带来的巨大利益，都使得科学的名气日渐声隆，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7]，页9）更有甚者，陈独秀认为应该“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28]，页166）。对科学的推崇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阶层了，伴随着“科玄论战”中科学派逐渐占据上风，特别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地位也不断被拔高，哪怕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底层民众，也将科学视作一样好东西。 图4. 科学衍生形容词词组在各历史分期中使用频次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留学生们陆续回国，又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科学团体特别是中国科学社等，这代表着早期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体制逐渐形成，这是科学中国化的肇始。到30年代初，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科学家阶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们希望能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改造中国。1933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旨在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开展。其主旨指出：“科学社会化是指将科学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29]，页231）“科学”被当做一种救世的良方，受到时人的尊重甚至神化。但是由于科学与实际相脱节，科学发展的目标不明，为中国社会实际服务的方向未能确定，进而又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本身的本土化严重不足（[30]，页13）。 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一些“科学”衍生的形容词性的词组逐渐应用在日常行文中。本文通过对四个民国报刊的数据库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制作了图4。我们可以看出像“不科学”“科学化”和“科学地”这样的衍生词组在1905—1932年期间是被零星使用，但在1933—1948年，这样的词组在报刊书籍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左派女作家丁玲在1927年的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直接使用“科学”一词作为形容词：“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31]，页54）此外，毛泽东在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纠正的方法》一文中提到：“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32]，页92）这些对“科学”及其衍生词的运用，说明对“科学”形容词的语法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同，并且他们还认同可了科学具有理智、理性的属性。 五.949年以后对“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进行阐述最早的源流是在“科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唯物史观派”，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登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的舞台。陈独秀是“唯物史观派”主要战将，他认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3]，页7）在“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34]。人生观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的时期，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以及1949年后的主要工具书中科学条目都沿用了苏联对科学的解释。摒弃了民国时期传统西方哲学视角下对“科学”的释读，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释，这时的“科学”释义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风格。最早像1949年7月解放区出版的《新辞典》中“科学”一词的词条为：“是将人类积累的各种经验体系化；它是基于法则的确立与证实上。”[35]这是第一次具有官方色彩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解读，本文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的起点。其后在1954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将“科学”进一步解释为：“关于客观事物和变革客观事物的系统的知识。”[36]“科学”在1956年《新华字典》中解释为：“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总结和总和。科学的功用在于揭示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和解释各种现象。”[37]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政治运动对“科学”的影响亦敏锐地体现在工具书中，例如：辽宁省新华书店在1970年出版的《学生字典》对“科学”条目的释义：“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产生和发展的，是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38]在这一时期内，“科学”的释义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保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下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亦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波及。 在第四阶段“科学”具备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的时期，如1971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科学”词条中新收录了形容词词性的义项：“科学的。”[39]随后在197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科学的解释为：“①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②合乎科学的。”[40]并且被此后绝大多数的工具书所沿用，成为“科学”的标准释义，这也是“科学”首次在工具书中收录的义项中出现形容词词性，标志着“科学”一词成为一个官方认定的同时具有名词、形容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汇。 随着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社会功能，都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科学具有为人类增加福祉的作用。科学被当做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二方式，在这种环境下在不同阶级的人群中对“科学”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改变和利益，使得“科学”这个词汇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但很多出于赶时髦的对“科学”在新语境的创新使用本身没有学理支撑，造成了科学的乱用和泛化的现象。例如我们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分析，通过图5可以看出，“科学”与“正确”“合理”“系统”等具有评判意味的形容词连用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搭配。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即近代科学在还没有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尤其是在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得到极大的提升,最终被奉为至尊。特别是“五四”时期,科学被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普遍之道，“赛先生”成了“赛菩萨”（[30]，页15）。尽管在任何主流工具书中对“科学”一词的释义都没有出现过“正确”的释义，但许多公众仍然存在着将“科学”与“正确”等同的观念。“科学”在中国确立了正确、合理的形象之后，最终演化出了形容词的词性与词义。至此，“科学”不再单纯是一个常用词汇而是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对“科学”一词的解释权的各抒己见亦代表着对科学话语权的争夺。 六.语 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都是相对晚近的概念，是过去三百年间西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其本土的特色，是因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转换实质就是传播、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进而实现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创造性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的具象其实就是“科学”释义变化的过程，通过本文的分析，大致得出“科学”与“格致”义域变化的趋势，向我们更直观展示中国近代科技史变化的一个侧面。 图5. “科学”与具有价值判断性质形容词连用频次 社会的变革引起“科学”释义的发展演变，反过来“科学”释义的发展演变也反映了社会的这种变革。“科学”释义变迁这个过程就是科学本土化过程的外显。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根据历史分期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寻找“科学”释义的演变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的社会化历程。总而言之，理顺“科学”释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加深对“科学”一词不同时期释义的认识，都能使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今的“科学”的理论话题时，研究更有效、更聚焦。时至今日，在这个“科学”一词传播、变迁的一百余年之后，这个问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对待“科学”的认知和态度亦将反映的是中国社会选择的方向。 [1]杨文衡. “科学”一词的来历[J]. 中国科技史资料, 1981, (3):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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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3. “科学”作为一个具有重要的代表性的常用名词，其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对科学史研究尤其是科技与社会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很难绕过的核心词汇。以往学界对于“科学”一词的使用、词义的演变方面的研究很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科学”词义在清末西方科学技术传进国内的时期，切入点主要是“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杨文衡[1]、樊洪业[2]、王果明[3]、李双璧[4]、朱发建[5]、金观涛[6]、吴凤鸣[7]、周程[8]、肖朗[9]等学者对此都做过相关论述。长期以来，不仅普通民众广泛存在对科学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就是在各学界领域中，科技工作者往往在不同语境中对于“科学”词义的使用也是模糊的。比如说学术论文《“阴阳五行”并非不科学》[10]文中描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否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科学家历史分布的统计分析》[11]中外丹派道士的炼金术和炼丹术是否属于科学，这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此外还有大量与科学相关的衍生词汇，例如科学史、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在对这些学术名词进行探讨时，都绕不开“科学”。如果不对“科学”一词的基本义进行正本清源的话，那么对其衍生词汇的探讨就无从入手。例如，在很多语境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12]，页3）。这种认知从百年前“科学”一词传入中国之时就存在，是时至今日都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正确”及其相似的概念从来都不是工具书中“科学”这个条目的一个义项，所以对“科学”释义做出论述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伴随着科学的影响力增长，“科学”逐渐变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特别是出现了将“科学”在自然科学语境下的使用范式嫁接到人文、社会、哲学等领域，这种使用一方面扩大了“科学”的概念范围，另一方面使得科学成为棱模两可的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指称，同时增加了公众的理解难度。因此，只有将“科学”一词的释义变化进行系统归纳及深入辨析，才能在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今的“科学”的理论话题时，研究更有效、更聚焦。本文通过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并参照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量比较权威的工具书中“科学”一词的义项，描绘出“科学”释义变化的发展过程。一 影响“科学”释义的因素“科学”一词释义变化的过程中受到语言、社会、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作为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最活跃的一个要素，词汇在社会生活中越是处于活跃期，新词语出现或老词语“新用”的节奏就越快（[13]，页8）。“科学”一词从开始使用到大众化的过程跟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激烈变革的时期高度重合，所以势必受到语言学因素的影响，涉及到多种语言学相关理论。一是词汇义项的增加。一个词在最初的时候一般是单义词，在后来的使用当中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逐渐增加新的义项，而变成了多义词。二是词汇的系统性。在现代汉语理论中，一般把词义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系统性主要表现为每个义项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14]，页59）。三是名词、形容词兼类。在现代汉语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要求日益增长，作为语言基本元素的词汇所肩负的任务也日益沉重，这种变化是一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语法手段。其次，工具书的收录原则对“科学”释义的影响。从当代工具书的收录原则来看，多是获得社会公认的义项，得到了大量共识才被写入，具有一定权威性。然而，民国时期的工具书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词典编纂水平良莠不齐，没有很好的继承性。编纂者多为有留学背景的旧文人，但是缺乏语言学和理学背景。此外，语言类词典作为工具书，虽然本应采取“中立”立场，但由于不同辞书编纂宗旨不一，编纂者立场各异，语言工具书的编纂尤其是对其中社科类条目的编纂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15]，页8—9）。典型的例子有王云五系列词典的主编王云五，他的主业是出版业，同时也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其主导出版的词典便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而1949年以后出版的辞典的基于其官方性质，其收录原则更具稳定性，编纂团队更加专业形成了一定的词典学理论规范，同时更具有延续性。最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科学”释义的影响，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正是基于中国近代不断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科学”的基本义呈现出了不稳定的情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科学”的义项经过不同学派之间激烈争夺，出现了多次演变，所以要研究“科学”释义的变化必须立足当时的历史环境。二.科学”释义的研究起点和历史分期“科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偶有使用，一般认为南宋学者陈亮（1143—1194）在《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最早提到：“自科学之兴，士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16]，页4749）这里的“科学”是“科举之学”的简称。近代对“科学”的使用源自日本，一般认为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在19世纪70年代将“science”翻译为“科学”，后在19世纪末由康有为、严复从日文中引入，并且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逐渐与“格致”并举，为文化阶层所接受并使用。因此，要对“科学”释义进行历史分期，首先要确定研究起点。确定“科学”释义的起点，其实就是确认“格致”对应“science”释义的终点，寻找“科学”最终完全取代“格致”，形成跟“science”一一对应的关系的时间。如果不对“格致”变化有个清醒的认识，就无法深刻的理解“科学”词义变化的前因后果。笔者对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1880—1920年“科学”与“格致”的使用频次进行了比较（图1）。图1. “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对比（1880—1920）通过图1，笔者将这段时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1900年以前的用“格致”指代“science”时期、1901—1914年的“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与1915年以后“科学”指代“science”时期。在“格致”指代“science”时期，通过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其中“格致”有三次使用高峰期，蕴含于三次重要事件中：即1880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第一次复刊、1890—1892年《格致汇编》第二次复刊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单行本发行以及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创办的《格致新报》（1898.3—1898.8）的发行。这些成体系地向国内知识阶层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报刊发行，一定程度上都是当时的人文焦点，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讨论。从1915年以后“科学”指代“science”时期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与“格致”的使用频次在1915年的巨大增长，通过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可知其原因为一群留学青年在沪创办《科学》杂志引发对科学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连带着“格致”这样的历史词汇也在讨论中被高频次提起。所以寻找“科学”取代“格致”的时间点就必须从“格致”与“科学”并举的1901—1914年入手。早前，金观涛等学者涉及过类似的研究，他通过对思想史数据库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用“格致”指代西方“Science”，“科学”取代“格致”是突然发生的，突变点在1905年[17]。笔者根据1900—1914年中“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做出图2，这与金观涛提出的趋势大致相似，但金观涛等人认为的“科学”是突然取代“格致”的结论仍然有待商榷。通过图1、图2，不难看出，“科学”一词在1902年之后被高频词使用。笔者对原文的内容进行检索分析发现，维新派的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这两份报纸中在涉及到“science”相关时一律使用“科学”，随后1903年在东京的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更是向留学生积极推介“科学”，可以说得益于这些在新知识阶层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的潜移默化，“科学”一词在使用度和认知度都发生了质变。图2. “科学”与“格致”使用频次对比（1900—1914）此外，很多学者对“格致”被“科学”取代的过程中，没有对“格致”的三个释义进行具体解析，所以只能根据数据变化得出一个大致、笼统的的结论。在19世纪末，“格致”在汉语中的使用大致有3个用法，分别是：1.西方科学（science）；2.理科（natural philosophy）；3.物理（physics）。“格致”复杂多歧的用法，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格致”或“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甚至是“物理学”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18]。 “格致”作为一个泛指、大而笼统的词汇，在出现了更精确、细致的描述的可替代词汇的时候，就迅速被抛弃。为了更清晰分析“科学”取代“格致”成为唯一跟“science”对应的中文词汇的过程，笔者对“科学”使用频次大幅超越“格致”的1905年前后的“格致”释义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图3。结合图2和图3，20世纪初，“物理”一词取代“格致”与“格物”的用法。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置格致科，促使“格致”开始更多指代“理科”，“格致”的“西方科学”的词义被进一步压缩。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开始，“科学”逐渐取代“格致”，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格致科为理科后，“格致”失去了理科的释义，回归到了最初的本意“格物致知”，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究其原因，在1902年，清廷已经开始着手对教育系统的改革，最终在1904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完备的学制系统文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从此，科学教育被正式纳入到中国的国家教育体系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学”一词随着这次教育改革的推动，确立了与“science”唯一对应的关系，结束了“科学”与“格致”并用。所以，笔者将对工具书的研究的起始点选择在“科学”一词大规模使用，“格致”一词“西方科学”义项使用快速缩小的1905年。图3. “格致”两个释义使用比例情况（1904—1911）表1. “科学”释义演变历史分期时间表分期名称分期时期.期代表性工具书工具书 名出.时 间出版社出版地 点编纂人 员编者背景释义“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1905以前/......“科学”广泛传播时期1 9 0 5—1932新字典1912 商务印书馆上海 陆尔奎等陕西高陵.，晚清举人，曾在日本考察。【科学】凡学术之有统系而可以独立者，谓之科学。如物理科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为自然科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学等为精神科学。“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1 9 3 3—1948辞源续编1933 商务印书馆上海 方毅 江苏武进.，为马相伯.生。【科学的】Scientific普通云科学的者。言精密而有组织之谓。对哲学而云科学的。则指研究自然现象意为“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1 9 4 9—1970新辞典1949 新洛阳报印刷厂洛阳 筱铮 /.科学】是将人类积累的各种经验，体系化；它是基于法则的确立，与证实上。【科学的】合科呼学（应为“合乎科学”）方法，法则整齐而有系统的意思。“科学”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时期1971至今新华字典1971 商务印书馆北京 新华辞书社编政府事业单位【科学】1.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总结和总和。科学的功用在于揭示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和解释各种现象。2.科学的。通过对“科学”释义演变的历史背景分析为主结合一百余年间的工具书中“科学”释义的变化，大致将其演变的历史分期分为五个阶段（表1）：第一阶段为1905年以前，即“格致”与“科学”并举时期；第二阶段为1905—1932年，即“科学”广泛传播时期；第二阶段为1933—1948年，即“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第三阶段为1949—1970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第四阶段为1971年至今，即“科学”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时期。三.科学”广泛传播时期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的封建社会精英阶层也逐渐走向分化。随着清末军事改革以及工商部门与自由职业的出现，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三大新兴精英阶层即知识阶层、工商阶层与军人阶层。他们与原来的士绅阶层、官僚阶层与农民阶层一起构成了左右中国现代化格局和走向的动力群体（[19]，页16）。新的精英阶级相对于原来的封建缙绅具有进步性，他们对“科学”的诠释更加深入，也愈益趋向理性化。在1907年刊登在《新译界》的《论理学》一文中指出：“科学者，总括一类之事物之知识，而组织关于该类事物，全体之法则也。”[20]在此后的实际运用中，“科学”的词义更为丰富，逐渐从自然科学涵盖到人文社科，但当时文化界与科学界一直未能对“科学”的含义进行全面的阐述。在这段时期里，中国文化阶层对“科学”的理解更多来自留日学生转译日本文化阶层对西方“science”的翻译。在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本工具书——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字典》中“科学”释义中唯一的义项即：“凡学术之有统系而可以独立者，谓之科学。如物理科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为自然科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律学等为精神科学。”[21]其主要编纂人员陆尔奎是清光绪年间举人，曾去日本考察。中华书局于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22]和1918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23]对“科学”释义为：“法也。【太玄·从】从水之科，满。【按近世谓学之有法则可循者曰科学。与此意近。】”该字典的主编欧阳溥存是宣统年间法政科举人，并曾在日本留学。此后，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社其后出版的工具书中“科学”的条目大都是沿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版的《新字典》中的“科学”释义，其中略有增删。在此期间，工具书中“科学”一词的释义只有一条名词的义项。1915年1月，任鸿隽等一群留学青年创办的“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的《科学》杂志在上海问世。在其创刊号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24]此外，任鸿隽还对科学的外延和范围做出一定的规定，认为基于事实而明条理因果之关系者，皆可以科学目之。又对科学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科学是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牛顿诸哲人降世以后而兴起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25]。在此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使用白话文，使得中国的语言环境同样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词义演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般多着重从原因上解释词义演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是推动词义演变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认为词义演变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的变动（[14]，页59）。“科学”的释义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词组的变化和词义的丰富，更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阶层科学观的转变。他们已经从对科学表象的功利价值的追求转变为对科学更深层次的理性精神价值的向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理念逐渐渗入到教育、政治、哲学等社会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至此，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到了科学本身。四.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在第三阶段“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之前，“科学”的形容词化的趋势在大众认知中就已初步呈现。同时，工具书中对“科学”释义依旧沿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个出版社的释义，略有增删。但在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续编》第一次收录了“科学的”这类“科学”衍生形容词的词条：“【科学的】，Scientific，普通云科学的者，言精密而有组织之谓。对哲学而云科学的，则指研究自然现象意为‘自然科学的’。”[26]本文将此作为“科学”大规模形容词化时期的起点。随着对西方科学的系统教育的持续推广以及科学切实带来的巨大利益，都使得科学的名气日渐声隆，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7]，页9）更有甚者，陈独秀认为应该“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28]，页166）。对科学的推崇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阶层了，伴随着“科玄论战”中科学派逐渐占据上风，特别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的地位也不断被拔高，哪怕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底层民众，也将科学视作一样好东西。图4. 科学衍生形容词词组在各历史分期中使用频次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留学生们陆续回国，又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科学团体特别是中国科学社等，这代表着早期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体制逐渐形成，这是科学中国化的肇始。到30年代初，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科学家阶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们希望能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改造中国。1933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旨在推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开展。其主旨指出：“科学社会化是指将科学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29]，页231）“科学”被当做一种救世的良方，受到时人的尊重甚至神化。但是由于科学与实际相脱节，科学发展的目标不明，为中国社会实际服务的方向未能确定，进而又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本身的本土化严重不足（[30]，页13）。早在民国初期，就有一些“科学”衍生的形容词性的词组逐渐应用在日常行文中。本文通过对四个民国报刊的数据库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制作了图4。我们可以看出像“不科学”“科学化”和“科学地”这样的衍生词组在1905—1932年期间是被零星使用，但在1933—1948年，这样的词组在报刊书籍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左派女作家丁玲在1927年的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直接使用“科学”一词作为形容词：“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31]，页54）此外，毛泽东在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纠正的方法》一文中提到：“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32]，页92）这些对“科学”及其衍生词的运用，说明对“科学”形容词的语法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同，并且他们还认同可了科学具有理智、理性的属性。五.949年以后对“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进行阐述最早的源流是在“科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唯物史观派”，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登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的舞台。陈独秀是“唯物史观派”主要战将，他认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3]，页7）在“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34]。人生观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的时期，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以及1949年后的主要工具书中科学条目都沿用了苏联对科学的解释。摒弃了民国时期传统西方哲学视角下对“科学”的释读，选择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释，这时的“科学”释义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风格。最早像1949年7月解放区出版的《新辞典》中“科学”一词的词条为：“是将人类积累的各种经验体系化；它是基于法则的确立与证实上。”[35]这是第一次具有官方色彩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解读，本文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科学”时期的起点。其后在1954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将“科学”进一步解释为：“关于客观事物和变革客观事物的系统的知识。”[36]“科学”在1956年《新华字典》中解释为：“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总结和总和。科学的功用在于揭示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和解释各种现象。”[37]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后，全民政治意识畸形发展并向各领域渗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政治运动对“科学”的影响亦敏锐地体现在工具书中，例如：辽宁省新华书店在1970年出版的《学生字典》对“科学”条目的释义：“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产生和发展的，是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38]在这一时期内，“科学”的释义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保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下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亦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波及。在第四阶段“科学”具备名词形容词词性兼类的时期，如1971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科学”词条中新收录了形容词词性的义项：“科学的。”[39]随后在197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科学的解释为：“①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②合乎科学的。”[40]并且被此后绝大多数的工具书所沿用，成为“科学”的标准释义，这也是“科学”首次在工具书中收录的义项中出现形容词词性，标志着“科学”一词成为一个官方认定的同时具有名词、形容词两种词性的兼类词汇。随着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社会功能，都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科学具有为人类增加福祉的作用。科学被当做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二方式，在这种环境下在不同阶级的人群中对“科学”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改变和利益，使得“科学”这个词汇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但很多出于赶时髦的对“科学”在新语境的创新使用本身没有学理支撑，造成了科学的乱用和泛化的现象。例如我们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分析，通过图5可以看出，“科学”与“正确”“合理”“系统”等具有评判意味的形容词连用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搭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即近代科学在还没有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尤其是在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得到极大的提升,最终被奉为至尊。特别是“五四”时期,科学被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普遍之道，“赛先生”成了“赛菩萨”（[30]，页15）。尽管在任何主流工具书中对“科学”一词的释义都没有出现过“正确”的释义，但许多公众仍然存在着将“科学”与“正确”等同的观念。“科学”在中国确立了正确、合理的形象之后，最终演化出了形容词的词性与词义。至此，“科学”不再单纯是一个常用词汇而是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对“科学”一词的解释权的各抒己见亦代表着对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六.语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都是相对晚近的概念，是过去三百年间西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其本土的特色，是因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转换实质就是传播、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进而实现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创造性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的具象其实就是“科学”释义变化的过程，通过本文的分析，大致得出“科学”与“格致”义域变化的趋势，向我们更直观展示中国近代科技史变化的一个侧面。图5. “科学”与具有价值判断性质形容词连用频次社会的变革引起“科学”释义的发展演变，反过来“科学”释义的发展演变也反映了社会的这种变革。“科学”释义变迁这个过程就是科学本土化过程的外显。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根据历史分期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寻找“科学”释义的演变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的社会化历程。总而言之，理顺“科学”释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加深对“科学”一词不同时期释义的认识，都能使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今的“科学”的理论话题时，研究更有效、更聚焦。时至今日，在这个“科学”一词传播、变迁的一百余年之后，这个问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对待“科学”的认知和态度亦将反映的是中国社会选择的方向。参考文献[1]杨文衡. “科学”一词的来历[J]. 中国科技史资料, 1981, (3): 101—104.[2]樊洪业. 从“格致”到“科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8, (3): 39—50.[3]王果明. 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于“科学”认识的深化[J]. 中州学刊,1991, (2): 38—43.[4]李双璧.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观的演变轨迹[J]. 贵州社会科学, 1995, (5):102—107.[5]朱发建. 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 从“格致”到“科学”的词义考辨[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7): 79—82.[6]金观涛, 刘青峰.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 (46): 105—157.[7]吴凤鸣. 从“格致”到“科学”——浅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J]. 中国科技术语, 2008, (3):4—7.[8]周程. 亦谈“科学”为何取代了“格致”[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26(2): 101—105.[9]肖朗, 王鸣.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43(6): 16—32.[10]孙小淳. “阴阳五行”并非不科学[J]. 发明与创新(锐评新语), 2016, (6).[11]戴建平. 中国古代科学家历史分布的统计分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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