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名人传记》还鼓励作者为特定领域内，在大众中知名度有限，但人生充满正能量的“冷僻”名人甚至几乎“无名”的名人写作，如《呼唤和平的少年天使——记来自萨拉热窝战争中一个小姑娘丝拉塔和她的“战争日记”》《南极腹地上的杰出女性——世界第一位深入南极的女地质学家金庆民》等。他们的人生同样值得阅读，值得“晒”出来。

三、写作形式的“杂”之探索

三十多年来，《名人传记》在栏目和内容上充分突出杂志的“杂”之涵义，以各种形式来传达名人传记的要义。刊物不仅长期延续传统栏目，还不断开发出一些新栏目。

《名人传记》作为一本周期为一个月的大十六开96个页码的固定的有限的载体，对名人传记文章的要求显得尤其严苛，既要有可读性，又要顾全名人的人生大格局。在这样的要求下，《名人传记》给了作者们和他们的文章以无限发挥的空间。在同一栏目下，创作者们可以不拘一格地采取各自擅长的写作形式，以更加得心应手的行文方式讲述名人故事。而这样的写作反映到读者那里，则是深入内心的阅读感觉。

如叶永烈先生擅长亲自采访传主或传主周边的主要当事人，他的传记写作同时注重采访调查和资料考证，追求“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以及形式与风格的丰富多样，表现出刚柔相济与凝重、朴实的有机统一[1]。

岳南先生擅长沿着名人的人生足迹，重走名人的人生之路，进行艰苦卓绝的走访和研究，深入人物人生中鲜为人知的历程，写就令人动容的文章；周海滨先生则擅长面对采访者，记录受访者的原始回忆，同时插入历史档案，给人以纪录片的感觉，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回忆互相交融，人物的形象扑面而来；刘宜庆先生则擅长对资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人物的人生重新排序，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真实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老照片》栏目，这是一个讲述一张特定的历史人物老照片故事的栏目，篇幅短小却内容很多。老照片与传记文学结合而成的画传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能传达一定的意义，阐释特定的历史时刻，因而老照片能直观地展示逝去的历史，很容易使读者穿越时光隧道，去领略过去的岁月和往事，其冲击力仿佛可以使传主走出图片，真切地讲述他的感悟与终极的哲学思考[2]。《名人传记》从2007年设置《老照片》以来，刊登了近300张老照片和这些照片的故事，为《名人传记》的历史增添了短小而精彩的一笔。

可以说，《名人传记》在办刊过程中，在积极地持续探索传记新空间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杂志的“杂”字，有相当一部分传记文章体现了传记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即“杂体传记作品”。学术界有人把古代传记文学划分为“史传文学”和“杂体传记作品”两大类，而“杂体传记作品”包括史书之外各种体裁的传记作品[3]。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加速发展，大众对名人传记的阅读需求越来越“杂”，越来越“散”，间接甚至直接促进了“杂传”或“散传”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需求。

《名人传记》的读者遍布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甚至有读者把《名人传记》作为教育后代的读本。三十多年的积淀，《名人传记》得到了全国读者尤其是知识界、文化界读者的青睐。我们在传记文学空间的探索之路上永不停息。

[1]章罗生.论叶永烈的传记文学[J].上海：现代传记研究，2015，01.

[2]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N].北京：文艺报，2007-5-17.

[3]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中国古典传记[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三十多年前的1985年，我国文坛历经十年单调枯燥的局面后，文学事业正迎接着伟大的复兴。广大读者需要阅读能真实生动地反映名人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如何让那些被历史尘埃埋没的杰出人物重新焕发异彩，满足读者的渴求，成为《名人传记》创刊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同时，20世纪近百年间，中华民族在反抗压迫、抵御外侮、挣脱苦难、走向富强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以及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名人传记》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充分的客观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型传记文学期刊《名人传记》应运而生。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名人传记》就把关注社会与时代，关注视民族伟业为自己人生奋斗目标的时代名人作为使命，把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推介给读者，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名人的人格魅力。人类生生不息，人类历史不断积累，传记文学就永远是一个挖掘不尽的矿藏。如何在“名人”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无限的自我丰满，《名人传记》团队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大胆尝试，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在有限的范围内把题材的来源尽可能扩大《名人传记》反映的是社会各界精英真实的人生故事，承载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在对传主生平和生活记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传递着对传主历史、社会作用的褒贬。尤其在涉及政界、军界和历史敏感问题时，如何客观评价，是必须面对和把握的问题。我们坚持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宣传纪律，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标尺，力求客观、真实、公正，还人物本来的历史面目，不溢美，不隐恶，不丑化，更不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评判标准。正是基于传主的真实和传记的真实，多年来，《名人传记》的题材大多来自官方资料记载，一般是档案类史料，后来延伸至有组织的传主本人或知情者的回忆。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名人传记的题材来源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档案史料，传主自述，知情者回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文字及口头信息，研究者分析等，其中知情者中的亲属后辈的回忆以及身边人的回忆更是显出传主本人的个性特色，以及回忆者的个人色彩，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名人”除了“名望”之外，更具有普通人的属性。这在人物研究领域是一类难能可贵的资料。托尔斯泰说，“如果艺术家呈现给读者的始终是人物的历史意义，他就完不成自己的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名人传记》的名人传主形象，因为题材来源的不断增加，在创作者的笔下，渐渐不再是概念化和脸谱化的“高、大、全”形象，而开始变得立体起来，他们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名人们摆脱以往高高在上的“名望”，走下台，敞开心扉，走近大众读者，开始以更加多元的形象面对读者，读者也开始读到了名人们充满人性光辉和人生真实的人生历程。《名人传记》杂志在“名人”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鼓励作者对题材不拘一格地搜集和选取，刊登了相当数量的令读者喜欢的文章，塑造了近千位充满人格魅力和人生价值，并给读者以深刻影响的名人形象。如任远志的《怀念父亲任弼时和他的生死战友》，李沛金的《父亲李济深的一些往事》，以及曾获第四届传记文学短篇提名奖的徐文惠口述、周海滨执笔的《寻访父亲徐海东的足迹》等，这些文章的文字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个人色彩，作者在回忆中娓娓道来，使传主形象生动传神，富于精彩的故事性，使读者在作者的讲述中感受到家国情怀和人之性情的魅力。二、把“名人”的范围向四周尽可能延展《名人传记》杂志的刊名决定了它刊登的传主只能是名人，但我们并不跟风炒作所谓明星，更不以挖明星的隐私作为卖点招揽读者。《名人传记》一贯注重将为中华民族的事业而奋斗的时代名人作为重要传主推介给读者，使读者能够走近同时代的名人，真切感受到时代名人的人格魅力。为读者奉献了龙永图、钟南山、袁隆平、欧阳自远、杨利伟等名人的传记。这些名人，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所瞩目，因此，这些文章也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名人传记》在“名人”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新的突破点，不仅刊登世界范围内的已具名望的名人的传记，对民众之中的“明星”也给予空间。事实证明，他们也是读者眼中喜欢的名人，他们的人生价值和人格魅力同样吸引读者，并滋养读者的灵魂，如《姜淑梅：一个天生讲故事的人》《白玉芳：最后的长话接线员》《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的命运交集》等。除此之外，《名人传记》还鼓励作者为特定领域内，在大众中知名度有限，但人生充满正能量的“冷僻”名人甚至几乎“无名”的名人写作，如《呼唤和平的少年天使——记来自萨拉热窝战争中一个小姑娘丝拉塔和她的“战争日记”》《南极腹地上的杰出女性——世界第一位深入南极的女地质学家金庆民》等。他们的人生同样值得阅读，值得“晒”出来。三、写作形式的“杂”之探索三十多年来，《名人传记》在栏目和内容上充分突出杂志的“杂”之涵义，以各种形式来传达名人传记的要义。刊物不仅长期延续传统栏目，还不断开发出一些新栏目。《名人传记》作为一本周期为一个月的大十六开96个页码的固定的有限的载体，对名人传记文章的要求显得尤其严苛，既要有可读性，又要顾全名人的人生大格局。在这样的要求下，《名人传记》给了作者们和他们的文章以无限发挥的空间。在同一栏目下，创作者们可以不拘一格地采取各自擅长的写作形式，以更加得心应手的行文方式讲述名人故事。而这样的写作反映到读者那里，则是深入内心的阅读感觉。如叶永烈先生擅长亲自采访传主或传主周边的主要当事人，他的传记写作同时注重采访调查和资料考证，追求“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以及形式与风格的丰富多样，表现出刚柔相济与凝重、朴实的有机统一[1]。岳南先生擅长沿着名人的人生足迹，重走名人的人生之路，进行艰苦卓绝的走访和研究，深入人物人生中鲜为人知的历程，写就令人动容的文章；周海滨先生则擅长面对采访者，记录受访者的原始回忆，同时插入历史档案，给人以纪录片的感觉，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回忆互相交融，人物的形象扑面而来；刘宜庆先生则擅长对资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人物的人生重新排序，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真实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老照片》栏目，这是一个讲述一张特定的历史人物老照片故事的栏目，篇幅短小却内容很多。老照片与传记文学结合而成的画传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能传达一定的意义，阐释特定的历史时刻，因而老照片能直观地展示逝去的历史，很容易使读者穿越时光隧道，去领略过去的岁月和往事，其冲击力仿佛可以使传主走出图片，真切地讲述他的感悟与终极的哲学思考[2]。《名人传记》从2007年设置《老照片》以来，刊登了近300张老照片和这些照片的故事，为《名人传记》的历史增添了短小而精彩的一笔。可以说，《名人传记》在办刊过程中，在积极地持续探索传记新空间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杂志的“杂”字，有相当一部分传记文章体现了传记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即“杂体传记作品”。学术界有人把古代传记文学划分为“史传文学”和“杂体传记作品”两大类，而“杂体传记作品”包括史书之外各种体裁的传记作品[3]。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加速发展，大众对名人传记的阅读需求越来越“杂”，越来越“散”，间接甚至直接促进了“杂传”或“散传”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需求。《名人传记》的读者遍布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甚至有读者把《名人传记》作为教育后代的读本。三十多年的积淀，《名人传记》得到了全国读者尤其是知识界、文化界读者的青睐。我们在传记文学空间的探索之路上永不停息。参考文献：[1]章罗生.论叶永烈的传记文学[J].上海：现代传记研究，2015，01.[2]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N].北京：文艺报，2007-5-17.[3]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中国古典传记[A].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qikandaodu/2020/1017/9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