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要求，市域社会治理亟需全面梳理涉及社会治理的党政群部门权责，根据不同层级的特点分类确权，明确市级、区级、街镇三个层面的“有差异的”职能，推动基层“属地责任”转向“有限责任”，严格执行“权责清单”。推动政府与基层社会（社区）的权责体系改革，街道（乡镇）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主责，统一调度、安排行政执法力量，探索上级部门在区市一把手委托下“联合检查”“联合考核”，避免多头领导、职责交叉。推出并严格执行“社区准入制”，为社区减负，使基层工作聚焦社会治理。

第四，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治理。城市之治最终要落地于社区，而社区之治往往要落脚于小区。不同的小区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利益诉求，一套止步于社区层面的治理模式不能面对情况复杂的小区，社会治理重心势必下移至最微观的治理单元，以小区治理为重心撬动整体社会治理改革，推进小区分类治理。与此同时，要破除过度的行政依赖和市场依赖，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全能主义，引入“社区需求导向”机制，更多地推广项目制的方式，更多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第五，动态掌握“国家需求和居民需求”，推进社会治理的供给改革。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础是抓准国家与社会的“两维需求”，在此基础上把脉问题，提出科学对策。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往往忙于事务性工作，对市民就业、居住、安全、环境、交往、自治等六大需求无意识、缺乏认知，一些决策和行政过程存在“代理主义”，因而在治理过程中失焦、失聪、失效，做无用功。要真正理解“坚持人民性”的意义，将政治话语转换成实际行动，以人民性统领社会治理，通过大调研、大数据等技术动态、精准地掌握居民需求，全面梳理社会治理的供需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的供给改革，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的“供需平衡”。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