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学术研究是事实判断领域的工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任何一位研究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混淆起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研究者往往得出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夏代是否为信史”等涉及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概莫能外。这极好地注释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网络时代,类似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民间舆论也会时而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介入学者的争论中。近来围绕许宏、孙庆伟教授等人的二里头及夏史、夏文化研究而引发的讨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有自称“民科”的网民居然称,“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这并不正常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也是可以解释的。

将价值判断简单地混淆于事实判断,这种做法不仅仅影响到夏代传说可信与否的结论。事实上,这一研究本身的核心就在于研究者的价值观,正如孙庆伟直白地告诉大家的:“(夏文化问题)争论的核心实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关涉的是考古学者的立场与方法。”所谓“方法”,在孙庆伟那里其实只是“立场”的附庸甚至点缀而已:“材料的真伪、证据的充足与否,仍属于方法论的表层,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的视域融合和语境释读,与追问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关联起来,才能避免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才能避免失却中国考古学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的人文关怀底色。”(孙庆伟:《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第14版)所谓“终极目的”、所谓“人文关怀底色”,翻译一下,其实就是指,夏代是否为信史的结论关涉研究者是否拥有中华民族感情的问题。或者说,其中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凡不将夏代当作信史的学者,就缺乏这种感情;没有了这种感情,就会让“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

我对这种说法是不以为然的。我认识许宏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一点都不怀疑许宏的这种感情并不逊于孙庆伟。我承认,就“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以及方法而言,他们两人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我更认为,正是在包括考古学的广义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终极目的问题上,持有一种“冰冷”的态度,恰恰能够更为长久地将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底色”保持下来。换句话说,只有保持科学方法与目的的“冰冷”,才能够将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保持下去。虽然还不得不经常强调一下,但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傲,如果不是建立在冰冷的科学研究的坚实结论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感情的“人文关怀底色”之上,也就是说,建筑在以价值偏好引导的事实判断工作得出的结论之上,这种自信与骄傲早晚会被击得粉碎。

当然,在事实判断的工作当中,要求研究者完全避免价值偏好的介入,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位好的研究者又的确应该以此严格要求自己。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从未意识到这点。因此,历史学要被当作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篇小文章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先退一步,讨论一下:是否只有夏史如殷墟以及其后的历史一样成为信史,“迫使”国际学术界叙述中国的历史必须从夏代论起,中华文明才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论短长?的确,许多中国学人心中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论证并坐实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他们看来,如果夏代都不是信史,中国的历史就只能从商代甚至晚商开始,这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就一下子缺了一千多年吗?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在作以上推理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点:即便夏代被证明为信史,如果从二里头算起的话,中国的历史也只有三千七八百年。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取得的结论,即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算起,这个时间段也不到4300年。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恰恰只有将眼光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挪开,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中国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文明史。简单来说,只有跳出从秦汉、战国、春秋、西周(最早不过西周中期)文字材料中逐渐确立并影响至今的中国历史早期传统之外,我们才会发现,中国文明“信史”探索的区域还有可能上溯到陶寺、石峁、芦山峁、两城镇、宝墩、石家河与良渚,甚至上溯到最早距今六千年的城头山古城。早期中国人生存的这些地方,其中包括规模巨大的古城,都是司马迁所不知道的,也是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以现有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研究的进展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还会有更多更早的可以当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对象的中原以外的遗址将被发现。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zonghexinwen/2020/0909/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