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面对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这一百年未遇的重大危机，遗憾的是，一些欧美国家并没有显示出人均收入水平高、科学技术发达和医疗卫生资源充裕的优势，反倒因政府的应对不力造成重大生命、健康和民生的损失，在本国和国际上遭到普遍的诟病。这些国家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或许仍有高下之分，却明显与本国拥有的财力和资源并无紧密关系。虽然我们尚不能对问题出在哪里作出全面的评判，但一个值得追根溯源的现象是，在这些抗疫失利的国家，涓流经济学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政府和社会的发展理念，并且分别孕育出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策。

正是这种笃信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制，既可以把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无限获利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又能自然而然地使增长成果滴流到普通劳动者群体的理念，在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孕育出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充分暴露出这种经济理论的谬误，亟待结合新的需求和新的实践打破理论瓶颈。现实也表明，虽然传统理论教条在应对当今世界重大挑战中已经屡遭失败，涓流经济学却仍然上演着最后的盛宴。

涓流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涓流经济学天然地假设，富裕群体获得的利益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传递给贫困人群。涓流经济学的始作俑者不是亚当·斯密。诚然，斯密确实在其《国富论》中讲到，“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然而，结合斯密在早于《国富论》17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到在其思想体系中，其实并不存在社会各阶级自然而然变得“普遍富裕”这种涓流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真实情操反映在包括《国富论》在内的诸多著述中。

例如，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劳动与资本这两种要素等量齐观。在把工资与利润(或者说劳动和资本)放在一起讨论时，斯密给予劳动及其相关的贫困问题格外的关注，原因就在于劳动要素和贫困问题分别承载和体现在人的身上。一方面，在论述生产要素回报率趋于均等化的时候，他正确地指出，由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资本回报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他指出贫穷劳动者虽然“支撑着全社会的框架”，却仅仅获得十分微薄的工资，因而暗示着政府实施济贫和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政策渊源上来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才是涓流经济学之父。他倡导的是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即让每个人都得到利用自有工具所生产的物品。于是，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界定和执行产权，即维持社会中每个人能够使用自有工具这种既定格局。

然而，托马斯·皮凯蒂的著名公式r > g揭示，资本收益增长始终快于经济增长(从而快于劳动报酬增长)，并且已经被长期的历史数据所证明。因此，如果没有必要的社会再分配，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生产要素所能得到的物品，必然是不均等的，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与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所能获得的报酬之间，最终必定产生天壤之别。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是最著名也是最彻底的涓流经济学实践者，其在任期内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政策，推动了大规模的减税。1/4个世纪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再一次将其发扬光大，在美国社会陷入贫富分化的情况下，竟然实施了“让富人获益、由穷人埋单”的减税政策。颇具象征意义的是，2019年，特朗普为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颁发了总统自由奖章。这位以“拉弗曲线”著称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当年曾为里根所仰仗，如今再次风光，恰好说明了涓流经济学的代际传承。

在当今的美国，涓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是配合运用的。诸如减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便产生一定的做大蛋糕效果，却丝毫无助于解决积重难返的蛋糕分配不均问题。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倾向具有自我强化，影响范围逐步扩大，乃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性质。同时，也会在突发的极端事件中遭遇更为严重的破产。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zonghexinwen/2020/1020/9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