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于治学上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乾嘉汉学能够在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基本相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为特点和根据，正如梁启超言其是“研究法的运动”。清初承晚明实学思潮的儒学大师治汉学还兼有宋学，考证只是经世致用的工具，至乾嘉时期，学人则专研汉学而基本不问宋学，作为工具的考证一转而为学术的重心，经世致用反为之所掩。当然，此种学术亦有其弊并深为后人所揭，但为考证而考证的治学态度却颇有些“为学术而学术”的味道。具体到治学实践上，启清季汉学之端绪的顾炎武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主张，反对盲目崇拜经典，在考证过程中尤为重视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改变了长期以来注家以注释古人却若隐若现地糅入自己的观点的做法。大体而言，乾嘉汉学家普遍地秉持较为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整理古籍中多采比较、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典型的如对古韵的研究，乾嘉学者借用归纳法对其分类：顾炎武将古韵分为十部；江永再进之，将其分为十三部；段玉裁又进之，将其分为六类十七部，使其更加精密化。这也正是乾嘉汉学为后人所赞的有一些科学精神之所在。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加之具有些“科学精神”的乾嘉汉学，或可开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转型的曙光，但遗憾的是，有清一代以汉学为统领的中土学术并未激发出发展近现代科学的自觉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相当多的汉学大儒持有的“西学中源”说就起了非常负面的作用。戴震认为，“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钱大昕甚至为祖冲之的《缀术》画了一条由中土传至欧洲的路线图。“西学中源”说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心理背景。它在一定时期对于突破“严夷夏之大防”，为士人有限学习西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师夷”即是“师己”，但整体上是一种“文化自大”心理在理论上的反映，是对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尽管接触、研习西方科学，但“西学东源”说表明了乾嘉汉学家在心理深处和思想准备上仍停留在不允许西学凌驾中学之上，这决定了他们认识西方科学的宽度与厚度。

此外，当时的汉学家普遍缺乏对自然开展长久、持续、深入研究的兴趣，这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相尚，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但这个“实”是以两汉经学典籍为“实”，而非以直面自然的事实为“实”。黄宗羲如此，惠栋及吴派学人亦然。他们将汉儒之言作为不证自明的定论，当秉持“诂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信条并践行之时，治学态度上难能可贵的一缕科学精神也被大打折扣。戴震在事实面前能够坚持不唯“汉”是举，但在对《水经注》中无论“经”还是“注”所记载的地理内容是否与实际吻合则缺乏实地勘验的精神。

要言之，乾嘉汉学的学术界落入皓首穷经，“即物穷理”走向“读书穷理”一途，不免脱离实际、实践，脱离对自然的观察与认识。科学发展最基本的动力之一是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获得关于自然的体系化知识，起步即是直面自然，正如严复借用赫胥黎的话讲“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乾嘉学者的学术旨趣不在“仰望星空”，更缺乏对自然长期与系统的关注、观察与研究。循着这样的学术路径，很难“开出”近代实验科学理论之花。

科学无国界，但特定的科学家总是成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具体的科学实践总是展开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近现代科学文化非内生于中国传统学术之中，但绝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相辟相绝。近几十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长足进步，正是百年来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相融的成果。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不断地在批判反思与文明交流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将来开启一个新的“传统”。乾嘉汉学处于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有了一些借鉴西方科学文化充实自己的作为，但未能也不足以为后人开创一个富含科学文化的传统。其对待外来文化的封闭自大以及难以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的局限性，当为后世所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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