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工介入农村社区的历史溯源

（一）循证溯源：古代乡村建设

重温宋朝以来乡村组织建设历史，在地权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市场经济雏形对小农经济造成冲击、社会流动加剧甚至高度分化的状况下，古代仁人志士便从设族田、建祠堂、修族谱、树宗族权威等方面着手乡村建设，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

（二）掀起浪潮：乡村建设运动兴起

崔效辉、虞和平等人都曾大篇幅地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循证溯源：民国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利用参与式发展理论开展举世瞩目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使得参与式发展理论盛行。他们着手于农村“贫愚弱私”、国民教育等核心问题，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使农民免于愚昧，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2][3]，更加明确了农村建设的主体地位，为本土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三）揭开序幕：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

然而，农村社会工作缺乏这一前提下的定向帮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显现出了它的缺陷：农民的依赖性增强，文化负载、利益纠纷难以调和，农民主体权利被忽视等等。张和清、古学斌、张锡聪等学者立足多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提出在优势视角下以“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4]研讨会议中也有学者多次表明，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不能一味地借鉴、照搬，更多的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利用“见缝插针”的方式，着手于农民主体，农村要发展，农村建设就不能好高骛远。[5]

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耗费了大量学者的心血，他们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入户调查等研究模式引入农村社会工作当中，带领人们探索农民真正的需求，帮助农民摆脱依赖性：唯有教会农民直立行走，农村建设道路才能真正地走起来。

（四）持续探索：现代化进程拉动乡村振兴战略

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大部分亚非拉国家，人们发现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与真正的现代化接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和“拉美化”现象，[6]这些现象使得国家社会陷入一种“内卷化”状态：牺牲部分阶层利益谋取发展，却陷入有增长没发展的迷圈之中。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选择性地牺牲中国农民利益发展经济。随着国家工业化由量变向质变发展，党中央为保障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行，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它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战略契机，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指明了工作方向，确定了工作的核心原则以及提供了可参考的工作方法。

二、农村社会工作参与的理论依据及主要视角

（一）问题视角：长期忽视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群体数量庞大、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大部分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社会救助制度维持基本生活，因而在农村扶贫领域一直坚持“问题视角”，主要关注农村贫困者自身的缺点以及资源的短缺，井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多数学者初期进入农村时便秉持着搜寻问题的态度，忽略农民主体自决，导致部分农村社会政策的制定长期忽视了农民主体民主原则；将社会政策制定的主体完全交于当地政府人员，导致农民逆来顺受，官民关系僵化，大大地伤害了农民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农村社工的介入若完全依赖问题视角，一味地强调案主的脆弱性、展开社会工作者的单向帮扶，长此以往，助长农民依赖性的同时也最终会拖垮持久奋战的社会工作者。

（二）重视优势视角，提升农民发展原动力

1. 优势视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优势视角，指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把人们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社会工作助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7]这一全新视角对农村扶贫事业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方面,它从积极的视角去看待农村贫困者,促使其依靠自身内外在优势来改变自己、提升福利，真正实现“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精神；另一方面，农村贫困者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的“去标签化”，进一步提升农村农民的自信。

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优势视角，尝试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上,建立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 透过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潜能，从而实现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和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qikandaodu/2021/0519/17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