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瑶琴在2012年第6期的《文化学刊》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从“悬浮”到“落地”一一李洱的个人言说》的著作，以“男女关系”为线索，通过知识分子对爱情的戏谑态度，解说知识分子对人生由希望——失望——绝望，最后在绝望中放纵和沉沦的精神状态。与此不同的是，笔者虽然同样解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但更着重于展示李洱对笔下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探索历程，并力图探索李洱让其笔下知识分子由“悬浮”走向“落地”背后的缘由。

一、“午后”的“悬浮”

李洱笔下作品的人物、书名以及事物，常用“葛任”、“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悬浮”等命名，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思考。而在这一系列的独特命名中，“悬浮”可看成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在“午后”的生存状态的总结，即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知识分子由于地位的迅速转变，肉体已经融入大变革的社会潮流，然而新的自我认同还没有建立，只能在焦虑中陷入身份迷失与认同尴尬之中，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从哈维尔的后极权社会理论中，李洱析取其中谎言和真实的悖论，而加缪的“正午的思想”则启发了李洱从平庸中制造绝望，表现虚无。正是通过对哈维尔“后极权社会理论”和加缪“正午的思想”的基础上，李洱将自己的写作定位在“午后”，“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作午后的写作”。“午后，这是暧昧的时光，阳光因为受到云层的阻隔，而无法朗照大地、湖泊和水沟，这使我们无法通过地上的水而看到自己的肖像；它连接着正午和夜晚，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收敛。”(1)的确，“正午的时候，太阳是没有阴影的，当午后来临的时候，秩序开始动摇，隐藏于阳光之后的阴影开始显露出来，而这一巨大的阴影，恰恰是被我们的政治史、文明史所忽略掉的。”(2)面对现代化气息浓郁的现代社会，李洱所极力展现的，正是在既有的文化秩序已经崩塌，而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上处于迷茫的悬浮状态。

社会的迅速转型带来了文化的乱世，知识分子逐渐从主流地位沦落到社会的边缘，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只能在话语的自欺中获得言说的快感，以确立自我的认同。《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是一位擅长理性分析的中文系教师，“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绝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3)然而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并非像他分析的那样富有思想，知识不得不与烟、酒、金钱、女人一样被消费。《饶舌的哑巴》中的大学讲师费定，也一样沉迷于完美的语法表达中，在空无一人的教室滔滔不绝地做语言学分析；写给妻子的信，是一连串无意义的语法堆砌。费边和费定这些知识分子，轻易就能够以充满哲理的话语，解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荒诞，但是他们却从不付诸行动，只是在话语和现实之间悬浮，如同“饶舌的哑巴”一样发出“暗哑的声音”。

二、“向死——向生”的探索

面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悬浮，李洱并没有放任不管，而是试图为他们寻找新的出路，从广场到客厅再到医院，知识分子由绝对的公共空间进入半开放、半隐秘的场域，最后不得不躲进医院，企图寻找精神的救治。当然，在此处医院的意义不再只是用来治疗肉体的疾病，还在于在“向死一向生”中寻找灵魂的救赎。可悲的是，多数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真正调和知识话语与日常生活的矛盾，最终也没能实现向死而生的涅槃。

《导师死了》选取由殖民地时期的教堂改建而来的疗养院为故事背景。医院医治身体的疾病，教堂医治精神的病痛。拥有较高学术地位，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导师吴之刚，被安排在医院这一特殊的场域，处理之前一直被悬置的问题。吴之刚与缪芊、常娥的关系，缪芊与常同升的关系，常同升与吴之刚的关系，吴之刚与疗养院院长的关系等，随着错综复杂的谜团的解开，吴之刚在精神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在他企图获得新生的疗养院，以在教堂的穹顶上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本来象征身体医治和精神救赎的疗养院，最后成了他葬身的地方，但是换句话说，他对于自由的渴望，也只能通过死亡的方式实现。而李洱对吴之刚最后选择的安排，传达的正是知识分子精神存在的困境。

如果《导师死了》是李洱试图让知识分子走向新生而不得的文本，那么《加歇医生》无异是他为了实现让知识分子“向生”的另一安排。突如其来的肺病使名利双收的医生加歇，被迫离开之前所在的社会关系，以病人的身份审视自我。他“觉得自己成了聋子和哑巴，而以前的那个加歇医生又像是一个疯子”。(4)在患病这一过程中，加歇不仅想起了自己职位升迁的过程，甚至也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住院二十多天，唯一的一次探病，是家人一起动员他参加医疗公司的虚假广告。在看清一切之后，加歇开始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决裂，追随在医院打杂的女工，来到她所在的乡村，在象征着安宁和自然的牲口棚找到了归宿。当然，李洱在此处描绘的乡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作为城市污浊人性的对立面——纯净而存在。依偎在她的胸前，加歇“觉得自己正在祥和的阳光中慢慢地降生”，实现了新生。然而，与知识分子的“向死”相比，《加歇医生》“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罪与罚，但最后又长出来了一条光明的尾巴。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心中洋溢着过多的善意，仿佛美好的祝愿都可能变成现实。但写完以后，我就不满意了。”(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精神和现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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