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梁鸿、李洱.“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建构[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3).

[10]李洱、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一李洱访谈录[J].花城，1999 (3).

戴瑶琴在2012年第6期的《文化学刊》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从“悬浮”到“落地”一一李洱的个人言说》的著作，以“男女关系”为线索，通过知识分子对爱情的戏谑态度，解说知识分子对人生由希望——失望——绝望，最后在绝望中放纵和沉沦的精神状态。与此不同的是，笔者虽然同样解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但更着重于展示李洱对笔下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探索历程，并力图探索李洱让其笔下知识分子由“悬浮”走向“落地”背后的缘由。一、“午后”的“悬浮”李洱笔下作品的人物、书名以及事物，常用“葛任”、“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悬浮”等命名，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思考。而在这一系列的独特命名中，“悬浮”可看成是李洱对知识分子，在“午后”的生存状态的总结，即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知识分子由于地位的迅速转变，肉体已经融入大变革的社会潮流，然而新的自我认同还没有建立，只能在焦虑中陷入身份迷失与认同尴尬之中，找不到存在的意义。从哈维尔的后极权社会理论中，李洱析取其中谎言和真实的悖论，而加缪的“正午的思想”则启发了李洱从平庸中制造绝望，表现虚无。正是通过对哈维尔“后极权社会理论”和加缪“正午的思想”的基础上，李洱将自己的写作定位在“午后”，“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作午后的写作”。“午后，这是暧昧的时光，阳光因为受到云层的阻隔，而无法朗照大地、湖泊和水沟，这使我们无法通过地上的水而看到自己的肖像；它连接着正午和夜晚，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收敛。”(1)的确，“正午的时候，太阳是没有阴影的，当午后来临的时候，秩序开始动摇，隐藏于阳光之后的阴影开始显露出来，而这一巨大的阴影，恰恰是被我们的政治史、文明史所忽略掉的。”(2)面对现代化气息浓郁的现代社会，李洱所极力展现的，正是在既有的文化秩序已经崩塌，而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上处于迷茫的悬浮状态。社会的迅速转型带来了文化的乱世，知识分子逐渐从主流地位沦落到社会的边缘，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只能在话语的自欺中获得言说的快感，以确立自我的认同。《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是一位擅长理性分析的中文系教师，“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绝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3)然而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并非像他分析的那样富有思想，知识不得不与烟、酒、金钱、女人一样被消费。《饶舌的哑巴》中的大学讲师费定，也一样沉迷于完美的语法表达中，在空无一人的教室滔滔不绝地做语言学分析；写给妻子的信，是一连串无意义的语法堆砌。费边和费定这些知识分子，轻易就能够以充满哲理的话语，解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荒诞，但是他们却从不付诸行动，只是在话语和现实之间悬浮，如同“饶舌的哑巴”一样发出“暗哑的声音”。二、“向死——向生”的探索面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悬浮，李洱并没有放任不管，而是试图为他们寻找新的出路，从广场到客厅再到医院，知识分子由绝对的公共空间进入半开放、半隐秘的场域，最后不得不躲进医院，企图寻找精神的救治。当然，在此处医院的意义不再只是用来治疗肉体的疾病，还在于在“向死一向生”中寻找灵魂的救赎。可悲的是，多数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真正调和知识话语与日常生活的矛盾，最终也没能实现向死而生的涅槃。《导师死了》选取由殖民地时期的教堂改建而来的疗养院为故事背景。医院医治身体的疾病，教堂医治精神的病痛。拥有较高学术地位，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导师吴之刚，被安排在医院这一特殊的场域，处理之前一直被悬置的问题。吴之刚与缪芊、常娥的关系，缪芊与常同升的关系，常同升与吴之刚的关系，吴之刚与疗养院院长的关系等，随着错综复杂的谜团的解开，吴之刚在精神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在他企图获得新生的疗养院，以在教堂的穹顶上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本来象征身体医治和精神救赎的疗养院，最后成了他葬身的地方，但是换句话说，他对于自由的渴望，也只能通过死亡的方式实现。而李洱对吴之刚最后选择的安排，传达的正是知识分子精神存在的困境。如果《导师死了》是李洱试图让知识分子走向新生而不得的文本，那么《加歇医生》无异是他为了实现让知识分子“向生”的另一安排。突如其来的肺病使名利双收的医生加歇，被迫离开之前所在的社会关系，以病人的身份审视自我。他“觉得自己成了聋子和哑巴，而以前的那个加歇医生又像是一个疯子”。(4)在患病这一过程中，加歇不仅想起了自己职位升迁的过程，甚至也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住院二十多天，唯一的一次探病，是家人一起动员他参加医疗公司的虚假广告。在看清一切之后，加歇开始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决裂，追随在医院打杂的女工，来到她所在的乡村，在象征着安宁和自然的牲口棚找到了归宿。当然，李洱在此处描绘的乡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作为城市污浊人性的对立面——纯净而存在。依偎在她的胸前，加歇“觉得自己正在祥和的阳光中慢慢地降生”，实现了新生。然而，与知识分子的“向死”相比，《加歇医生》“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罪与罚，但最后又长出来了一条光明的尾巴。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心中洋溢着过多的善意，仿佛美好的祝愿都可能变成现实。但写完以后，我就不满意了。”(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精神和现实的困境。当然，生活在医院之外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或多或少地被疾病困扰，“利眠宁”、“淡蓝色的药片”、“三哩林药片”充斥在李洱的小说中，失眠、尿不尽、性无能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只能通过药物的治疗才有些许缓和。在商品化大潮影响下，虽然李洱极力为笔下的知识分子寻找新的出路，但是知识分子依然无法挽回地丧失了的活力和批判性。三、从“悬浮”到“落地”在发表《应物兄》之前，李洱曾发表中篇《从何说起呢》，作为新作的前奏发表在《莽原》上，虽然并不完整，甚至题目较之前的诗意命名也显得仓促，但也从侧面显示出，李洱在进行一系列出路的探索之后内心的迷茫。所以9年后《应物兄》的问世，相对于叙述《从何说起呢》时的迷茫，李洱无异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下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选择——由悬浮走向落地。李洱曾在早期发表的《光与影》中，设置了一个在马路上售卖《东方晨报》的人。这位卖报人会说流利的英语，却依靠盲肠似的手指骗取一角、两角的利润。很明显，此处的卖报人是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但是李洱在此处却把他安排成一个依靠骗术换取利益的人。纵观李洱的创作历程，他对这一人物的设置，并非是巧合，而是企图借助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的行动，喻示自身以及笔下人物对世俗的妥协。正是在这一情形下，《应物兄》可以说是李洱彻底让知识分子“落地”的典范之作。《应物兄》的背景被安排在大学，但此处的“大学”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府，而是一个完全向世俗社会敞开的开放领域。应物兄在筹建儒学研究院的过程中，出现了70多个人物，虽然看起来很宏阔，但是细细品味，也不过塑造了三代知识分子形象。有些老一辈知识分子依然在坚守知识分子的品格，如双林教授拒绝出山讲座，何为教授去世前立下的遗命等。但是更多的人在世俗化浪潮的漩涡中，不得不接受，甚至完全沦为社会的牺牲品，其中美学教授丁宁为给炮制的美学史寻求出版渠道，刻意拉拢出版人兼哲学博士季宗慈，甚至还颇带色情意味地暗示要带季宗慈去“醒酒”。当然，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积极地入世，如应物兄一开始是残留些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的，所以当季宗慈为他立传时，他有些抵触，觉得比自己有才华的人物多得是。在季宗慈擅自将他的《<论语>的现代阐释》更名为《孔子是条丧家狗》出版时，他还气势汹汹地去责问过季宗慈，可在别人的劝解之后，他就转为妥协，甚至在季宗慈的安排下，做客交通台“午夜情话”栏目，宣传自己的作品。《应物兄》中许多人物的行为和之前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相径庭，而知识分子的妥协也侧面暗示出李洱言说的选择。面对现实社会的变迁，李洱笔下的知识分子逐渐拉近与市场的距离，从悬浮走向落地。虽然李洱在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费边、孙良等知识分子不富裕，但对他们来说，知识可以赋予他们优越感，一切形而下的东西都不足以考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上的优越感被严峻的社会现实颠覆了。面对知识分子的这一状态，李洱通过描述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变迁，揭示知识分子存在的精神焦虑，并试图探索焦虑背后隐藏的精神真相，希望他们重新拾起社会精神批判的利器，坚定自己的信仰，寻回正在失落的人文精神。注释：(1) 李洱.写作的诫命[J].大家，1997，(5)：45(2) 梁鸿.新的小说诗学的建构——李洱论[J].山花，2007，(6)：141(3) 李洱.午后的诗学[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121(4) 李洱.加歇医生[J].人民文学，1994，(11)：63-64.(5) 李洱.高眼心慈李敬泽[J].当代作家评论，2003(4)：92.参考文献：[1]吴义勤.诗性的悬疑一一李洱论[J].山花，1999 (9).[2]戴瑶琴.从“悬浮”到”落地”一一李洱的个人言说[J].文化学刊，2012 (6).[3]张立群.“午后”的写作及其辩证综合一一李洱小说论[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 (6).[4]邵部.论李洱的知识分子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6 (1).[5]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一一李洱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05 (3).[6]孟繁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姿态[J].中国文化研究，1994 (1).[7]王鸿生.被卷入日常存在一一李洱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1 (4).[8]张清华.重审“90年代文学”：一个文学史视角的考察[J].文艺争鸣，2011 (10).[9]梁鸿、李洱.“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建构[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3).[10]李洱、张钧.知识分子的叙述空间与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一李洱访谈录[J].花城，1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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