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只要否定了经验的普遍性和现实性，就自然而然地论证了先天原则的普遍性和现实性，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直接论证先天原则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有时候，他们也试图直接论证先天原则的存在，但他们往往以切断经验与普遍原则的联系为前提。他们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普遍性原则，归根到底，都是与经验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简单的数学运算就是从千百次的日常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随着实际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抽象能力的增强，人们才逐渐得到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原则。

在最抽象的数学原则与最简单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许多层次的抽象过程。这些过程可以给那些数学原则蒙上一层脱离实际经验的假象，使人们往往“忘记”它们最初起源于最简单的经验现象的历史事实。

先天论的哲学家们有意切断数学原则与经验的联系，夸大了数学原则相对独立于经验的性质。正是新康德主义者这种先天论的论证方法，成了结构主义先天论的出发点。

结构主义哲学家斯特劳斯等人搜集了社会中带有普遍性因素的“关系”，夸大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肯定它们是“固定不变”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断言，在人的理性王国中，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这是结构主义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是先天论哲学的一个派别。它不同于其他先天论哲学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用“结构”作为先天论哲学的中心概念。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先天论的拥护者不乏其人。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先天论体系，但其理论体系几乎都同新康德主义相联系。众所周知，自新康德主义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先后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先天论哲学，他们是：马赫主义、逻辑实证论、内在主义、结构主义等。

先天论原则把他们联结成历史性的共同体。我们在考察结构主义哲学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它的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先天论原则，因为这是它最基本的“结构”；抓住了这一基本结构，就可以看出它在现代哲学史上的历史渊源。

新康德主义在先天论基础上，极力推崇数学原则的普遍性。在新康德主义之后，受它的影响，把注意力转向数学原则的哲学流派包括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等。他们认为，既然数学是最典型的先天知识，那么真正“科学”的哲学体系也就必须依赖于数学的论证方法。

结构主义由于以先天论原则为基础，同样也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列维-斯特劳斯就强调将结构主义的社会人类学进行“数学化”的重要性。

结构主义者的“数学化”方法，并不意味着他们企图把经验的社会事实本身加以“数学化”。他们提出“数学化”的真正用义，只是促进结构分析，使它成为认识社会现实较好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以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一书为例，来说明结构主义是如何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完成哲学的数学化。

列维-斯特劳斯在那本书中对大洋洲的默京人（Australian Murngin）的亲属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加以“数学化地概括”。

关于默京人的亲属结构，除了斯特劳斯以外，其他的人类学家也曾进行过研究，他们是：

美国社会学家瓦纳[，见瓦纳所著《澳洲默京人亲属结构的特征和功能》（Morphology&Functions; ofAustralian MurnginType of Kinship），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Authropologist）第三十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十三卷第二册]、劳伦斯、默多克[ ，见他们合著的《默京人的社会组织》，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Authropologist）第五十一卷第一册]、拉德克里夫-布朗[见布朗所著《默京人的社会组织》，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Authropologist）第五十三卷第一册]以及埃尔金（,1891—1979）等人。这些人曾经认为，默京人的亲属结构可以归纳为七级系统或不到七级的系统，或者是四级系统、三级系统等。

斯特劳斯认为，在前人研究亲属结构的各种方法中，他最欣赏的就是用数学方法去研究人类学问题。斯特劳斯还认为他们用数学方法研究亲属结构的结果，就是向人类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交往”（communication）。

“交往”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是用来寻求那些构成社会文化的“意义”（meaning）或“象征性意义”（symbolic meaning）的起源，探索这些“意义”间相互混合的过程，研究社会群体创造这些“意义”的能力以及社会群体仰赖这些“意义”的结果。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zonghexinwen/2021/0328/14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