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社会学家承认，通过语言而进行“交往”是形成社会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或深或浅地探讨了“非语言的交往”（non-verbalcommunication）的可能性。

斯特劳斯高度评价“交往”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交往”这一概念“使人类学可能把各种类型的不同研究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研究，并同时为同一方向上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手段。”（《结构人类学》第一卷）

斯特劳斯还说：“在社会科学中，结构研究是数学现代发展的间接成果；数学的现代发展与传统数学相反，不是着重于量的观点，而是更强调质的方面。……”（同上书）

在斯特劳斯之后，越来越多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逻辑——数学技巧和表达方式，并以此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哈拉里（F.Harary）坚持以适当的手段把社会研究的素材加以数量化，促进结构分析。此外，基尔包德（）在研究安布里姆（Ambrym）亲属系统时曾经使用了代数手段，霍夫曼（）在研究印第安人的波尼（Pawnee）体制时也应用了符号逻辑的方法。

在巴黎的结构讨论会上，列维-斯特劳斯主张，未来进行社会研究最重要的方向——变形律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人类学家们应用代数公式表达“结构”的能力。

结构主义在先天论和哲学数学化方面的上述努力，都是以新康德主义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的。

2．逻辑原子论所进行的“结构”分析

逻辑原子论应用一种特殊的“哲学分析方法”，说明构成“实在”的“事实”的本质。英国哲学家罗素（Betrand Russell,1872—1970）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对于“实在”的“结构”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分析，对于结构主义哲学的形成尤其具有突出的影响。

罗素认为，一切哲学命题都可以分析成其他更为简略的命题；经分析而获得的简单命题将揭示“事实”的“真正结构”。思庐edit

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一切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理功能”（allpropositions are truthfunctions of elementarypropositions）。

这也就是说，一切命题都可以还原为构成结构最简单的“原子命题”。而按照罗素和维根斯坦的意见，这些“原子命题”就是单称的肯定判断，它们是由最简单的实体在逻辑上的真正名称及其属性所组成的。所谓哲学上的分析，就是展示各种类型的原子命题来揭示世界的“结构”。

逻辑原子论所进行的上述“结构”分析，表现了20世纪哲学家们决心采用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去探索世界的本质。

在罗素等人看来，像传统哲学家那样抽象地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已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也是无济于事的摸索过程。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致。各门学科的研究人员，为了深入探索事物的结构及其本质，不得不把世界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部分，然后，又在各个部分中再分割出更多的小部分。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深入揭示事物的内部结构。

但是，长时间的分工过细，又养成研究者一种孤立地、片面地分析事物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忽视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性，只停留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工作之上，不再进一步考虑各个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逻辑原子论者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不仅把分析的方法导入哲学研究中，而且还向人们提示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进行到多远的程度。逻辑原子论者强调了分析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应用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发现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罗素在分析事物的逻辑结构工作中，发现全称否定判断是难以简化成最简单的“原子命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一书中明确地主张：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

他认为，分析之所以可能乃在于世界结构的系统性或总体性。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状态都是一条由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或“链条”；它们处在特定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也就是这些状态的“结构”，它们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3．语义哲学对语言结构的分析

及结构主义的影响

语义哲学最初由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 1902—1983）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这位原籍波兰的美国逻辑学家集中地研究了“真理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ruth），而这跟以前流行于逻辑界的下述观点是相对立的，即：一切有关语词含义的逻辑和哲学方面的问题，都只能在造句法或措辞法（Syntax）的范围内去研究。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zonghexinwen/2021/0328/1405.html